【推荐】刘德谦：我所经历的中国旅游规划四十年-上海智博方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旅游规划40年发展，大约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三代人的共同努力，取得了很多成绩。自然，也留下了一些遗憾。

作为一名“误闯”旅游规划界的老人，现在已经基本不写什么了，不过也愿意大致梳理一下自己的一点经历和见闻，谈点自己的粗浅认识，也希望能够对疫情后我国旅游规划的健康发展，略有一点补益。

壹

我国的旅游规划，大体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初。在那时候，多数比较内行同志就已经认识到了，要真正编制出一份像样的旅游规划，就得有多学科的同志一起合作；即使是这样，规划的主持者，也还得有丰富的知识和相当的阅历才行。

当时，每个行业几乎都在摸着石头过河，很难说谁做的旅游规划是范例。不过，其中也确实出现了不多的较为成熟的规划，故而也产生了十分积极影响。

到了80年代中后期，我国旅游规划才真正开始迈入学科门槛。当时的情况是，一直流行的旅游业“投入少，见效快”的理论也已经不灵了，所以业界的朋友纷纷觉醒到，应该安排好发展的规划，旅游才会出现更好的前景。

这时候，或者这之前，旅游规划的一些基本规范还没有形成，有的规划甚至没有把握住规划应有的基本环节，以致产生了不少问题。稍稍入门的，对旅游规划和城市规划的关系，以及与园林规划的关系等，似乎也比较纠结。好在人们的认识是在逐渐提升的。

在科学、法制、规范的前进道路上，那时我国的城市规划工作已经走在了前头。早在1984年，我国国务院便正式颁布了《城市规划条例》，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面向城市的规划、建设、管理的第一个基本法规；继全国人大1989年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的正式立法之后，建设部又制定了《城市规划编制办法》……

从发展的主流看，城市规划对有关总体规划、分区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对相关文本、实施细则、图则等的分级分类安排，以及一系列指标体系的确立等，这些范式，在这一阶段已经逐渐成为我国旅游规划编制时极具价值的依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依据，以及有关的借鉴，才使得旅游规划的大规模编制在我国成为了可能。可以说，在我国，基于城市规划发展起来的区域规划，同样也为旅游规划的编制提供了不少成功的范例。

其实，追溯我国旅游规划发展史，不难发现，旅游规划不仅在总体上脱胎于城市规划和区域规划，而且至今仍然保留着城市规划和区域规划的许多很有价值的精髓。同时，熟悉城市规划和区域规划的规划师和正在成长的旅游规划工作者，都以城市规划和区域规划的宝贵经验不断地丰富着旅游规划的技巧。

这时的旅游规划的先驱们，同时也关心着国际先进的规划理念，诸如《雅典宪章》及《马丘比丘宪章》等。如果自己的规划还涉及到了历史街区、古园林和古旧村镇，那么我国的《文物保护法》和《威尼斯宪章》《华盛顿宪章》《佛罗伦萨宪章》《奈良真实性文件》等国际专业组织和联合国的一些有关文件都是他们的思考所及。

然而，人们也发现了，适应旅游新发展的旅游规划，与传统的城市规划和区域规划（包括传统的风景名胜区规划），仍然有着诸多的不同。

如用著名的《马丘比丘宪章》的理念来思考，规划中的每一个区域，都应当有适合自己特点的安排，因此在编制旅游规划时，就不能不正视旅游行为的社会特征、旅游产业的经济特征、旅游者行为的心理特征，以及旅游产品的非移动性、非储藏性等等的专属特征。正是基于对于这些特征的考虑，如果我们的旅游规划没有自己的特征，而只满足于照搬照抄传统的风景名胜区规划模式，或城市规划模式，或硬性搬用城市规划等的指标体系，这样的途径是否继续可行，也就有再加斟酌的必要了。只是这些问题在旅游规划草创期还没有表现得那么明显。

贰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开始在北京二外分院任教。在那前后，中科院的郭来喜、杨逸畴、杨冠雄，北大的陈传康、谢凝高，北林院的孟兆祯等全国旅游相关学科名家都来二外分院代课。记得一次，我院史地教研室负责接待这些外请专家的刘振礼老师（我在南开中文系的同学）拿了一本河北昌黎的旅游开发规划文本来与我谈论旅游规划的事：他还记得上次北京政协搬出北海公园静心斋时，学院派我俩去参加社科院财贸所刘明夫所长在那里召集的一个小型座谈会的事（研讨的是文化遗产地如何为旅游服务）。我说我已经买了一本中科院地理所旅游地理组的《旅游地理文集》，里面就论及到旅游规划，正在读，书虽然比较薄，但觉得很精粹。

不久，学院又让刘振礼承接了一个京郊十渡的旅游规划，他一定要我陪他一起去考察编写，这就是我参加编制的第一个旅游规划。另外稍晚一些的，是在1987年慕田峪长城将试开放前，参加了慕田峪旅游规划前期的实地考察（因甲乙双方的主张差异而未继续进行）。我参加评审的第一个规划，是清华大学规划系郑光中先生的“黄河青铜峡旅游发展规划”。说实话，那时我是抱着一种既有新乐趣又诚恳的学习态度去参与的。

以我上学时的所学专业，那时在学院讲授文学、文化的课程，还是较为胜任的；但后来要我担任旅游科研和主持学报的工作，知识和能力就远远不够了。可喜的是，80年代初陈传康等兄弟院校的名师来学院讲课，在与他们的交往切磋中，让我学到了从多学科进入旅游学科以期共同培育旅游学科的思路；1988年受托编辑出版《旅游学刊·旅游地学增刊》时，我又从地学学者们的研究结晶中进一步领会到了地球资源的分布分类和如何运用其为旅游者服务的科学原理；同年，受邀给“首届全国农民旅游业管理干部培训班”讲课，又逼着我从头到尾再思考了一遍乡村文化遗存如何为发展乡村旅游服务的问题……说这么多，我也想给现在的年轻学者交流一点个人心得，要想获得更好的成长就要不断学习，给自己不断充电，勇于打破自己的知识结构。

在我随后的印象中，我国旅游规划从80年代的萌生到90年代的积极探索与蓬蓬勃勃，这的确是一个旅游规划的急速发展阶段。但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一方面，旅游规划进入了诠释想象力和验证行动力的探索期，同时大家也自觉地在逐步摸索旅游规划的“创新”与“规范”，其中，尤其是国家旅游局资源司与中科院地理所1992年出版的、由尹泽生等负责编写的《中国旅游资源普查规范（试行本）》更在其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另一方面，一些旅游规划的弊端和不足这时也浮现了出来（比如，由于需求的较多出现，一些急欲赚钱的“能人”也趁机活跃起来），这态势让旅游业界和管理层十分着急，也让学界的同志们十分揪心……

我清楚地记得，北京大学地理系陈传康老师就与我不止一次地讨论这件事。1989年下半年，陈老师又对我提起了推动我国旅游规划发展的事。他对我说，《旅游学刊》在全国学界业界和管理层是很有影响力的，能不能开一个旅游规划的研讨会，把不同学科的专家联络在一起，以期达到互相交流，互相讨论提高的目的。由于我担任《旅游学刊》常务副主编后，应邀参加了不少地方的旅游会议，所见所闻，也让我感到陈传康老师说得有道理。

这个会准备了很长时间，直到1993年4月，由北京旅游学会与《旅游学刊》联合发起的“旅游规划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才终于在北京旅游学院召开了。在会上，当时关注旅游规划的著名专家陈传康（北京大学）、毛赞猷（北京大学）、尹泽生（中国科学院）、杨逸畴（中国科学院）、宋力夫（中国科学院）、陈安泽（中国旅游地学研究会）、卢云亭（北京师范大学），还有乔玉霞（中国社科院）、张广瑞（中国社科院）、李明德（北京旅游学会）、毕凤翔（北京二外）等学界人士，还有北京旅游学院的刘振礼和我，都做了不同形式的发言，虽然在学理上也有一些分歧，但也达成了不少共识。

会议重要成果之一是，与会专家们一致同意成立一个“旅游规划与开发联合研究中心”来加强沟通、交流和研究，经陈传康牵头与大家商量，一致推举陈传康、郑光中（清华大学）、郭来喜（中国科学院）、乔玉霞、李亮（国家旅游局）、刘振礼和我作为中心副理事长；推荐北京旅游学院赵克非常务副院长为理事长。消息一经传出，北京、上海、天津、深圳等地同行们，也纷纷来函来电提出加盟和加入。

大约两个月后，在京的另一所兄弟院校的旅游科研所也宣布成立了中心，不过他们的方向主要不在研究，而在于旅游规划编制的实践，所以他们大胆地向院方做出了工资自筹的自负盈亏的承诺。不久后，全国的其他院校也开始诞生了不少或此或彼的“旅游规划中心”，几乎同时，一些原来并不太张扬的挂靠公司和民营规划公司也开始浮出水面。

第二年（1994年），有几个会议也具有时代意义。由于担心出现规划失控的现象，由陈传康先生和孙文昌先生负责筹办的“第四届全国区域旅游开发学术研讨会”4月在汕头召开了，这次会议是中国旅游协会区域旅游开发专业委员会、中国地理学会旅游地理专业委员会、青岛大学旅游系、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和北京旅游规划与开发联合研究中心等多家单位联合发起的，27省市和港、台等地近两百人参加了会议。会议聚焦研讨了旅游规划的理论和实践，以期能够更好地提高我国旅游规划的水平，同时防止某些趁机捞钱的乱象发生。

这年9月，在北戴河召开的《旅游学刊》“旅游科学理论与实践第四届全国学术研讨会”也把旅游规划探索作为了会议的主题，20多个省市50多名学者和业界人士的一起交流，同样是为了推动旅游规划健康发展的目的。

也是出于对社会旅游规划乱象的担心，为了正面推动旅游规划的科学化，同年11月，由中国旅游未来研究会与海南省旅游局、河南省旅游局等5单位又发起召开了“旅游发展规划研讨会”。由于海南省的省级旅游规划在1993年刚刚通过评审验收，为了借鉴与学习，这个会议虽然规模也不太大，但是参会的旅游规划实操工作者和旅游主管部门的官员却多了些。

消息灵敏的规划界人士，大多对以上会议非常注意，所以产生了不少积极影响。也由于地方政府大都对旅游规划十分关注，所以会议的召开也得到了地方政府和地方旅游局的积极支持。

这时期值得一提的还有1992年《海南省旅游发展规划大纲》的编制。作为全国第一个省级旅游规划的出台，在全国旅游规划发展中应该说是一个里程碑的标志。它在1992年通过了省政府组织的专家评议和鉴定后，又经过1993月省政府常务会议审定通过，并正式颁布在全省施行。

记得在1992年底的评审会议上，北京来的专家和本省的专家，都对大纲所提出的“将海南建成热带海岛度假旅游胜地”表示了赞同，对于编制组“六大旅游中心系统”的划分和安排也都感到满意，不过也对编制组将海南旅游的主体市场首先定位在国内提出了不同意见。北京去的四位专家中有三位名家都主张海南旅游的主体市场应该是国际市场，应该着重打造东方的夏威夷；我却明确表示支持课题组的选择。因为我一直认为，中国海南岛对于中国大陆的旅游位置，就好像地中海地区对于欧洲，加勒比海地区对于北美，其气候、水体及生态资源和客源地人口数与需求，都有许多相似，并引据了世界旅游组织《旅游度假区的综合开发模式》书中关于坎昆的实例；甚至十分固执地说，无论什么时候海南旅游的市场主体都是国内市场。以致最后的评审意见中只好使用了“市场定位还需再作研究”的措辞（大意）。

1993年4月，我在“旅游规划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的发言《旅游规划刍议》，是从正面探索旅游规划的原理和运行，那是我关于“旅游规划”第一篇严格意义上的论文。我的第二篇旅游规划论文是《试论当前旅游开发中几个基本环节的错位——旅游规划续议》，却是对当时旅游规划中出现的偏向的批评。当时旅游规划界有一个争论热点：是“市场导向”还是“资源导向”。我在中国旅游报上发表《试论当前旅游开发中的资源观和市场观》，也参与这场有价值的分析商讨，同时也意在劝解争得面红耳赤的同行不要过于偏激。

虽然上世纪90年代旅游规划中存在着不少缺点和问题，不过，总体而言，这一阶段我国的旅游规划的工作确实是很有成效的。由于需求与供给都相当充分，包括地方旅游发展的战略规划、城市旅游发展的总体规划、旅游区的开拓规划、单一景点的建设规划等等，不但数量极多，而且对全国和各地旅游供给的增强和品质的提升，确实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这与地方政府、旅游管理部门、旅游规划编制单位、旅游规划工作者的重视和努力密不可分的。

叁

旅游规划的成果确实让人高兴，同时前进中的问题也确实让人担心。

在21世纪到来时，国家旅游主管部门便对旅游规划领域安排了一些制度设计。如2000年《旅游规划管理办法》《旅游规划设计单位资质认定暂时办法》在10月和11月的正式发布，以及2003年国家标准《旅游规划通则》的公布，也都是主管部门针对上世纪80-90年代旅游规划的乱象和旅游规划单位的无序进入采取的规范措施。

早在2000年，刚刚改组不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决心进一步提升本单位旅游规划编制的质量，于是筹备召开一次本单位和在京旅游规划专家的座谈会，恰好国家旅游局《旅游规划通则》刚刚完成的初稿也准备征求专家意见，于是在2001年3月两个会议便合二为一地召开了。

与会专家除了就会上印发的《旅游规划通则·初稿》发表意见外，也有就研究中心原拟主题作出的理论和实践的探讨。我自己在会上的发言，一是提出了在旅游发展规划编制之前是不是最好先有一个“概念性旅游规划”,以期明确旅游规划的特性（这就是拙作《旅游规划需要新理念——旅游规划三议》（上）（下）的来历）；二是关于规划资质的确认，我认为是否可以超越当时建设部的规划单位资质许可制，而改用世界通用的规划人的资质认证。我的理由是，禽鸟爱护自己羽毛的态度，远胜过一些人对自己所披“马甲”的感情。其实我这发言是就研究中心原拟议题准备的，与后来合并召开的主管部门的议题并没有关系，只是偶然性撞在一起罢了，但却让人误认为我也是会上不同意见的发言者之一。

上世纪90年代，许多地方都邀请我去参加当地旅游规划的评审，在有关的接触中，让我深深感到那时诸多规划中突出的问题，最关键的不在规划文本的程式，而在于旅游要素的缺乏；在学术会议交流时，甚至有颇为著名的城市规划出身的规划师就在会上当众吐露他们编制旅游规划的有关苦恼。所以我才认认真真撰写了相关论文。

这个时候，我也萌生了退出规划评审的退意，因为甲方让你去参加评审或主持评审，是希望你能去替他们把关；而一些乙方却更希望你去保他们过关。为了不失原则，我也得罪了不少乙方的参会人乃至有不该得罪的朋友。再说，2000年前后也有不少规划的项目找到我所在的旅游学院来，我要是一边自己在做，一边说别人做得不好，就显得很不合适了，所以干脆对评审旅游规划的邀请采取了一概推脱的办法。后来，更以年龄为借口，旅游规划的编制工作也都一概拒绝了，只偶尔接一两个纯属旅游研究的课题。

在我主持和参与的省市县的或具体景区的规划中，印象最深的是2002年结题的《安阳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由于安阳市是一个历史蕴藏极为丰富的地域，是全国乃至全球都十分关注的中华文化古都，因此如何在保护的前提下利用好这一大批文化遗产，对作为规划主持人的我，确实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所以在那两年我屡去安阳，也翻阅了大量学术著作，也向安阳与河南的文物专家和旅游专家请教。最后终于在前国家文物局局长谢辰生任组长，河南省文物局长、河南省旅游局副局长任副组长的专家评审会上顺利通过，并且获得了“同类规划优秀水平”的好评。

为了迎接旅游规划新时期的到来，2001年6月，《旅游学刊》召开了一次“2001年中国旅游规划高峰研讨会”。应邀和报名参会的旅游规划实操工作者和研究者多达100余人，国家计委、国家旅游局和建设部的主管官员饶权、魏小安、李如生、钟海生和一些省市旅游局领导也应邀到会参与交流。据会议的记录，在为期三天的会上发言的人多达60余位，如陈安泽、陈仙波、邸明慧、董观志、范业正、郭焕成、郭康、郭来喜、胡静、黄安明、李树民、李悦铮、梁明珠、林越英、刘滨谊、刘德谦、刘锋、刘振礼、罗明义、吕健、彭华、邵春、宋志伟、王大悟、王衍用、吴承照、吴楚材、肖星、辛建荣、徐德宽、杨开忠、杨晓国、袁健、袁书祺、翟辅东、赵黎明、张广瑞、郑向敏、周建国等等（以汉语拼音为序）。

这些与会者大都在当时有不少引人注目的旅游规划项目或著述问世的。据称，这应该是我国自有旅游规划以来汇聚各地旅游规划精英最多的一次。在会议交流后，《旅游学刊》便陆续选载了会议发言摘要和部分论文。

说到这里，2004年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编辑出版的《旅游规划的理论与实践》一书还得提一提。因为这本汇集全国著名专家力作的文集，就收纳了不少这次会议的论文。该书原本是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准备收纳上述2001年3月会议发言的文集，因为论文太少而停顿了下来。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让我想办法接替下这项工作，在与中心和《旅游学刊》双方沟通后，于是我为2001年6月《旅游学刊》规划会的大量佳作找到了很好的载体。我的打算是把这本论文集编成能够覆盖全国规划研究最高成就的论文汇集，可是，仍然有相当多的有成就的专家因故没有出席以上的两个会议，于是我向保继刚、吴必虎、范家驹、喻学才等十多位名家发去了约稿信，希望他们能够把他们最满意的近作寄给我。由于大家的支持，这本集诸家旅游规划力作的文集终于编辑成功了，我个人也很欣慰，虽然这本书的署名主编不是我。

如果人们要想了解当时中国的旅游规划的成绩和活动，这本书的确有着它的史料的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诸如对人们颇感兴趣的洋专家在世纪之初为我国编制的西藏、四川、山东、云南等地的旅游规划的得失，书中就收入了罗明义、王兴斌、吴必虎、张伟、喻学才的评议。

因为我不再评审旅游规划，也慢慢离开了旅游规划的具体编制，所以无论会上会下，对旅游规划中的问题都能够保持一种比较客观的态度了。尽管我的认识与官员们的认识有些差异，但我仍然觉得，国家旅游主管部门“管理办法”“资质认定办法”和“旅游规划通则”的出台，的确是旅游规划迈向科学化、法制化、规范化的重要进程。

在我国旅游规划的进步中，有几个全国性的民间社团也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一个是中国旅游未来研究会（现名中国未来研究会旅游未来研究分会），还有两个是中国旅游协会原来下属专业委员会，现在其上级的一级协学会已经改换了的中国地质学会旅游地学与地质公园研究分会、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区域旅游开发专业委员会。他们每年的学术年会在注目于本学科的研究外，也对旅游规划的研究有着极大的注目，并且其每年会址的变换，都意在对该省或者该市县的旅游规划与发展的科学推动，因此一直受到多地的好评。

回顾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在主管部门在大力推动《旅游规划通则》的实施时，也把旅游规划设计单位资质认定认真地落实了起来。经过考察，第一批九家甲级资质单位首先得到了认定，随后又认定了几批乙级和丙级资质单位。

基于全国省市县等各个行政级别几乎都要做旅游规划，每个规划单位都有自己的一定的业务量，尤其是在国家相关的重大举措出台的时候，在国家和省市每个五年计划开始公布的时候，旅游规划单位的业务量就会激增。但是到了五年计划的后期，业务量就少了，一些乱象，或所谓市场经济的手段就涌现了出来（诸如极低价的恶性竞争、挖墙角，乃至变相回扣等等）。然而，这个阶段最突出的问题，则是旅游规划编制者与地方官员及项目主持者不切实际的“大手笔”。

在旅游规划的研究方面，印象中，除了报刊外，近些年的出版物至少也有数百种，我自己买的不多，阅读也有限。放下我自己的《旅游规划七议》不说，我倒是想给大家推荐两本有关著作。

一本是吴必虎2010年出版的《旅游规划原理》，那是作者通过对近2000种全球旅游规划研究文献的梳理，结合自己多年亲身主持旅游规划的实践，在对旅游资源和对旅游市场都进行了深入研究完成的。另一本是2018年王衍用出版的《中国旅游发展新理念：颠覆与重构》。如果说吴必虎教授的《旅游规划原理》是作为学者博览群书并结合自己实践的研究结晶，那么王衍用教授的《中国旅游发展新理念：颠覆与重构》则是学者根据自己的不断实践所提出的对他人许多意见的颠覆。各有所到，各有所长，对于研究者和实操者也许都会大有裨益。

肆

2013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作为对全国旅游活动的最有权威的规范，在其第三章“旅游规划和促进”中也对旅游规划编制的诸多方面有了明确的规定。这就为全国旅游规划的编制奠定了新的基础，自然也会让全国这一方面的管理迈上了一个新的层次。

2014年多部委颁发的有关“多规合一”的文件，又为旅游规划的编制带来了难得的预期。不过从后来的实践来看，效果还是有差异的（地方当局重视旅游业的，在合一的多规中，旅游得到了更多的发展机遇；如果地方当局的态度相反，结果也就大不相同）。以致后来，人们又恢复了这样的认识：旅游发展如何，还得靠地方的旅游发展规划。

据2016年的资料，全国已有甲级旅游规划资质单位100家、乙级270家，以及数量更多丙级资质单位。据人们近年的的估计，全国的旅游规划单位大约共有2000家。

这中间，为学界业界公认的水平突出的，约有二三十家。其中尤其引人瞩目的，自当是杨振之的“来也股份”，它是全国第一家获得上市许可的旅游规划单位。还有俞孔坚和他的北京土人景观规划设计研究所，更以其规划设计理念和诸多成功案例在国内外获奬而得到了许多荣誉。

2016年11月，在北京奥运公园玲珑塔召开的一个全国性规划会议，我觉得也应该提一提。那是规划界同仁们为了增进全国各地旅游规划机构的协同，为构建规划机构与政府之间的桥梁，由50多家有关单位共同发起的。会上，不少知名单位的领军人物纷纷发言，除交流经验外，一致希望中国旅游协会能够尽快成立“旅游规划分会”，以期能把有关部门的领导从文件精神转为具体工作的实际。由此也不难看出，提高旅游规划服务质量确实是有责任感的规划单位的一致心声。

据会议记录，参会同行共有60人，分别来自：大地风景、博雅方略、巅峰智业、绿维创景、大衍致用、江山多娇、华汉旅、同和时代、开思九州、世纪唐人、天一博观、中科院地理所、天大城市、上师大旅游、江苏东方、上海红东、浙大风景、杭商大风景、杭州华清、浙江悦景、浙江国际、浙江诗画、成都来也、成都聚合、重庆浩丰、重庆宁邦、重庆浩鉴、四川旅规、西安建大、山师大旅游、广东中建、广州海森、广州智景、深圳中营、广东新空间、广西西大旅游、广西旅规、福州规划、福建融景、湖北大学旅游、湖北远莱、武大景园、湖北世旅、山东旅规、青岛深蓝、山西风光、山西旅规、江西旅规、宁夏景园、《旅游规划与设计》等。

除了会议，另外还有一个一百多人的“旅游规划甲级资质”微信群，城规院旅游、清华同衡、土人景观、中大旅游、上海奇创、同济城市、同济风景、南京智博、浙江名苑、深圳多彩、中南生态等著名规划机构的领军人物也都在群中常有沟通切磋。

由此可见，当前，全国的旅游规划确实有一支兵强马壮的队伍。

这时期值得注意的大环境的变化，是文化和旅游部在其成立后的第二年（2018年）的5月，就先后发布了《文化和旅游规划管理办法》和旅游行业标准《旅游规划设计单位等级划分与评定条件》。文件中将文化规划和旅游规划的并列提出，显而为旅游中文化“灵魂”的充实带来了更佳的机遇；而在旅游规划设计单位评定条件从行政许可向标准化的转变中，诸如在人员结构、设备基础、曾有业绩等方面要求的提升，又更推进了规划设计的品质。

这一变化，也正好为迎接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十四五规划”和“十五五规划”的旅游规划编制高潮做好了准备。现在，国家“十四五”规划已经对全国的旅游和休闲的发展提出了任务，全国的、各省市县的旅游休闲发展规划、以及跨省市县的区域旅游规划都正在提上日程。一些旧目的地的改造、新目的地的开拓，还有国家“十四五”规划提出的“打造一批文化特色鲜明的国家级旅游休闲城市和街区”等的任务，都正等待我们的旅游规划工作者去发挥作用，当然这也是旅游规划单位难得的“好生意”。因此必须以高标准和高度的责任心去认真完成。

经过2020年“新冠”大疫情之后，旅游规划可能会迎来一个变化的新格局。旅游规划不仅必须深入摸透你要规划的地区的资源状况，必须深入了解国内外旅游市场和你规划地域所能够获得的各级市场的状况，还得处理好经济与自然、经济与社会、经济与文化、经济与生态环保的关系，处理好产业链条上各相关行业的关系，同时还必须综合考虑更复杂形势下社会各方面之间的利益平衡，牢牢把握住“以人为本”“人民至上”的理念，并在不断变动的格局下做出能够适应变动的总安排。

面对当前防疫常态化的现实，还必须认真考虑旅游产品的需求变化，诸如自驾游路线的开拓，自驾营地和房车营地的安排，步道风景道对游客的分流，景区、住宿地的生态安排，饭店餐饮店的通风及客人之间的合理间隔，公共区域的线性休息地等等，这些都得需要规划师的智慧。

我怀着由衷的期待，期待我国的旅游业能够因为旅规划行业的努力而获得长久健康的发展。

注：本文由周易水老师访谈整理（周老师的易水文旅公众号也

干活

满满）

刘德谦老师是我在旅游规划领域内很喜欢的老师，曾经拜读过他的《旅游规划七议》，收获颇丰，这篇由周易水老师整理撰写的访谈，记录了刘德谦老师对中国旅游规划四十年来的发展回顾以及展望。希望未来的中国文旅规划能够前路广阔，迎来新的变局吧。

刘德谦

，北京旅游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副主任、高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旅游学刊》名誉主编。

1962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致力旅游教学和旅游科学研究20余年，著述颇丰。曾先后担任《旅游学刊》、《中国旅游》等著名期刊负责人。近10年来，尤在旅游规划、旅游市场等我国旅游发展研究方面更为努力，除早年论文《旅游规划刍议》（1993）、《旅游规划续议》（1995）和新作《旅游规划三议》（2003）等对我国旅游规划工作有所影响外，这些年来还参加或主持了一些省市地县的旅游规划工作，并先后应邀参与了北京、上海、海南、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宁夏等省市自治区及杭州、桂林、成都等热点旅游城市的旅游发展战略研讨或研究。2002年，在主持完成了我国历史名城《安阳市旅游发展规划》的课题后，又马上转入了中国国内旅游的系列研究，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中国旅游发展：分析与预测》（关于我国旅游业发展的连续性年度研究报告，又称《旅游绿皮书》）的执行主编。社会兼职有中国旅游未来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旅游学会副会长等。

自动测量

3次元测量仪

ogp非接触式光学影像测量仪

自动测量仪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