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在整形手术中的那群人有的失业有的自残

迷失在整形手术中的那群人有的失业有的自残

她们怀着对美的向往，打开的却是潘多拉的盒子。这些因美而陷入抑郁的故事里，既有自我的不满足，也有整个行业野蛮生长留下的痼疾

参加大学同学的草坪婚礼，李柔穿着一条白色连衣裙，外层绣着蕾丝花边，裙摆长至脚髁，因为担心风可能会将裙子掀起，她特意选了这条自带重量的双层裙子，以遮盖右腿膝盖上方的一块深紫色疤痕。

2019年2月，李柔在北京一家整形美容机构经历了“脸部脂肪填充”手术，将腿部脂肪填充到面部，让脸看起来更立体。

六个月后，她腿上的这块深紫色的疤痕，毫无愈合的态势，“太丑了，我没有办法接受现在的自己”。作为一名舞蹈演员，李柔不得不和经纪人说明自己腿部的情况，她被开除了。害怕就此葬送舞蹈生涯，她开始吃安眠药来助睡。

像李柔这样的人，随着医美手术的普及越来越多，抱着变美的愿望，却留下无法治愈的后果。

在一个微信群里，一位自称“瘦脸针整容维权”的成员描述，自从毁容以后，每天像瘫痪了一样，什么都干不了。用头发遮住两边脸，“好痛苦，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另一位群成员回复，“我也想过的，活着没啥意思”。

不能说的秘密

李柔没有再穿过紧身短裙或者短裤，右膝盖上方内侧的这块疤痕，成了她说不出口的秘密。

她在北京一家整形美容机构做的“脸部脂肪填充”手术，是抽取腿部脂肪填充到额头及苹果肌等处，这样可以让脸看起来更饱满。术后三个月康复期里，她每时每刻都在关注着这处疤痕，一天，一个月，三个月，半年。

作为一名签约艺人，李柔参与电视台或其他商业演出时，经常穿紧身的短裤短裙，露出白皙笔直的双腿。可现在她的腿却变成了“难看”的O形。“大腿根部特别粗，中间凹凸不平，到膝盖上方又凹进去一个大坑。”当她对《财经》记者描述自己的腿时，语气像是在评价另外一个人。

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副主任医师刘珍君曾撰文提示，“脂肪抽吸术”有并发症。如果抽吸脂肪时不均匀，会出现凹凸不平。术中腿部抽吸量不等，双腿还会出现不对称。

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的文华，曾在2006年8月到2007年7月期间，在北京做了为期一年的“整形美容”田野调查后，写了一本名为《看上去很美》的书。

书中，她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她走进北京一家整形医院，一楼的整条走廊都排列着大方镜。经过长长的走廊时，文华一次又一次看着镜子，开始感到奇怪和不安，忍不住在心里问：我足够好看吗？

一些年轻的女孩，因为想变得“好看”，毫不犹豫地走进了整形机构。这之后，医疗美容的投诉量越来越多。

中国消费者协会从2014年开始，在年度报告中单独列出医疗美容的投诉数据。2015年，共有483件相关投诉，2018年上升至5400多件，仅三年，投诉数量翻了11倍。

张晓文在一家美容机构做“削骨手术”后，在脸上总是感觉能摸到坚硬的东西。拍片发现，是手术后遗留在骨头连接处的钢丝。为取出这截钢丝，还得做手术。于是，2014年9月28日，张晓文再次走入北京一家整形美容医院，进行“颧骨固定钢丝祛除术”。

更大的麻烦来了。这次手术后，张晓文干脆连张口都不能自如，被鉴定为七级伤残。自此，她与医院陷入长时间的诉讼纠纷，脸部的修复也无休无止。“脸都毁了，还有什么好追求的。”张晓文说，有时感觉自己是一个废人，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只想把脸修复好。

她至少又做了三次修复手术。最近的一次是双鄂手术，特意跑去韩国，希望修复脸部不对称。

“还在做修复，没法大声说话。”张晓文对《财经》记者说，自己的颧骨像被什么东西拉扯着，不断向下坠。最严重的时候，只能张嘴不到一指宽。一张嘴，颧骨像是要掉下来，发声变得模糊，说话时嘴里像含着东西。

毫无好转迹象，张晓文顶不住巨大的精神压力，甚至开始自残，将一只手指的指甲盖整个儿掀掉。

脸部出现问题的还有姬小轩，她说特别能体会张晓文的心情。去年3月，她在上海一家医疗整形医院注射肉毒毒素，俗称“瘦脸针”。

期望的瘦脸却变成了噩梦。注射后第三天，她发现自己的脸颊开始凹陷，然后变形。脸部松松垮垮地向下垂，整个人看上去老了十几岁。而且，每一天都有细微变化，她无法预料自己的脸最终会变成什么样。

“这种恐怖的感觉一直持续到现在。”姬小轩告诉《财经》记者，她时常梦见自己的脸被拉长，或者还是原来的样子。醒来时，分不清什么才是梦、什么是现实。

原本个性开朗，从事金融行业的姬小轩，再没有参加过任何聚会，“如果有人突然问我关于脸的问题，我的情绪会绷不住”。因为无法面对自己，姬小轩在长期请假后，最终辞职。

在家里，一遍又一遍照镜子，查看自己的脸有没有恢复。毫无起色的时候，便又一次陷入崩溃，她们会把自己锁起来，嚎啕大哭。出门戴着口罩，或者用头发遮住脸颊，在人群中低头而过。

魔镜，魔镜

这像是《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中的魔镜。当对着镜子问，“魔镜，魔镜，谁是世界上最美的人”时，都希望它的答案能是自己。

张晓文曾经很享受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小的时候，我会照镜子照上好几个小时”，她告诉《财经》记者，高中上课时，也会偷偷拿出镜子照一下。尤其是眼睛，觉得镜子中自己的眼睛能够放出光来。

这些因整形失败而陷入抑郁的人，对自己的容貌有更高的期许，原本觉得自己的容貌已算漂亮，但还想进一步更美，甚至完美。

哲学家苏格拉底和古希腊画家帕拉西奥斯曾交流，如何创造完美人体。苏格拉底说，在描绘美丽的形象时，很难找到外貌上完美无缺的个人。需要从许多模特中，选取各自最美好的特征，从而使得塑造的形象更美。帕拉西奥斯对此的回应是，我们正是这样做的。这是古希腊人对完美的理解。

过往的一系列研究揭示了美的“普遍标准”，如女性的大眼睛、小鼻子，但绝对的完美“脸部公式”，并不存在。

然而，在向“魔镜”发问时，都想成为最美的那一个。

张晓文想让原本好看的眼睛更迷人。2010年她在北京大学读经济学研究生期间，了解到了削骨手术，“这个手术能让颧骨小一点，眼睛会更好看，我后来就决定做”。变美，变得更美，可能人会变得越发贪心。

在姬小轩眼中，自己属于耐看型的女生，笑起来很甜。虽然30多岁，但经常被误认为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天生的“娃娃脸”给她带来了这种模糊的年龄感。姬小轩告诉《财经》记者，“去年领导想让我主持下一次的大型会议”。对姬小轩而言，这是工作能力和长相上的双重肯定。

不过，“娃娃脸”也会成为困扰，这样的脸型在有些人看来不够秀气，现在更流行小脸。工作中接触的客户劝她打一针肉毒毒素，缩小两侧的咬肌，脸会显得更精致。姬小轩动了心。

定期注射肉毒毒素，对14岁便开始学舞蹈的李柔和她的同事而言，就像去美容院做一次按摩一样随意。在挑剔的镜头下，脸必须越完美越好，为了一劳永逸，李柔才决定做面部脂肪填充手术。

理想状态下，一次手术便可以实现饱满的额头和“苹果肌”，让脸看上去更加立体。即使手术没有成功，脂肪填充的不理想，还可以进行第二次或者第三次填充手术。“当时想的是，大不了多做几次手术，也没什么。”姬小轩对《财经》记者说，身边有同事前后做了三次面部脂肪填充手术，也没出问题。

东南大学医学美学研究所主任何伦曾撰文写道，人的美丑不仅仅在于客观生理形态的存在，还在于自己对自己的感受，也就是自我体像。要去做美容，绝大多数存在对自身容貌形体的不满。但孤立地从鼻梁高低、嘴唇厚薄无法判断一个人相貌的美与丑。

文华在书中写道，我们天生或胖或瘦，或高或矮，但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中，媒体和广告会宣传相似的“理想美”，而所有地方的女性都被期望达到这种理想。

这也是驱使部分求美者不断走进手术室的原因，垫高鼻子，会觉得唇形比起鼻子不够美，做了鼻唇，又会发现脸型不配合。姬小轩直言不讳，“我希望自己能像明星一样美。”

文华回忆起自己调查时的场景，有些求美者会拿出一些韩国或者中国明星的照片，与整形医生交谈。他们会说，我想要整成哪一个明星那样的鼻子或者眼睛，那是我的理想模样。

麻醉和杀菌剂的普及，使得整形手术不再那么痛苦，或者有生命危险，人们放心地关注更纯粹的整形变美。同样，这些需求也驱使着整形技术的进步。如今，改善身体的任何部位均有相应的技术支持，且如人们所希望的，不会留下明显的痕迹。

这时都忘记了美国路易斯维尔大学传播学教授、心理学家迈克・康宁汉的金句，“我们知道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但美和丑之间并非泾渭分明。”

风险无处不在

在真实的世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如预期一样变美，而过程却又如此不堪。

张晓文回忆起五年前的手术，几度哽咽。局部麻醉后，躺在手术台上，她还意识清楚，“手术中，为了取颧骨上的钢丝，医生前前后后换了20多次手术工具。”

手术前，医护人员曾要求她在手术知情同意书等文件中签字，但对手术风险她仍然一知半解。《财经》记者看到这份同意书中写着，麻醉意外及药物过敏，引起的呼吸、心跳骤停可能危及生命；手术过程中可能损伤局部的皮肤、血管、神经、肌肉等组织6点注意事项。

而在这份手术知情同意书下方有手写补记的备注，“可能存在钢丝残留，可能引起骨片骨折、双侧不对称”。她没有注意到。

当时只是说手术前例行的一些项目，需要签字，并没有特别告知手术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风险。“医生只是告诉我，这次手术非常简单，十几分钟即可结束，但当天我在手术台上躺了近两个小时。”张晓文说。

她僵直地躺在手术台上，不敢动弹，也不敢出声。空气安静得让人发慌，默默地数着医生更换工具的次数，心中期望没有下一次，手术从此结束吧。

当2016年12月29日拿到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判决书时，张晓文没有任何如释重负的感觉。这场耗时一年多的官司使她失去了工作，拖垮了生活。接下来，还要面对漫长的面部修复。

曾被张晓文寄予希望的马姓医生，登记的执业地点并不在实施手术的医疗机构。事实上，这位医生甚至未列在原北京市卫计委公布的“北京市医疗美容主诊医师和外籍整形外科专业医师名单”之中。

根据规定，从事医疗美容的医师取得《医师资格证书》并注册在医疗机构，该机构所从事的医疗美容服务项目也应在当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备案。这些信息可通过机构内公示信息获得，还可通过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官网查询机构、人员资质信息。

2014年，张晓文在网上搜索大半年的信息后，决定选择这位马姓医生。在网络上，他被称为“换脸大师”。她通过社交媒体与该马姓医生反复确认手术是否能够成功，得到答复是，这是一个小手术，没什么风险。

当张晓文意识到她的主治医生甚至不是医疗美容主诊医师时，觉得自己受了骗。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副秘书长曹德全对《财经》记者说，除了经考核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还需经过专业学习，并备案，才能成为医疗美容主诊医师。

根据国际美容整形外科学会的数据，2017年，中国共有2800名整形外科医生，占世界范围内医生的6.4%。第一名为美国，有6800名整形外科医生，巴西则有5500名。

一位医美行业从业者向《财经》记者透露，一些医疗美容的医生是半路出家，比如曾是妇产科或者肛肠科的医生。医美机构为了提高它们的吸引力，会将其包装成“明星大咖”，封上“世界级大师”“项目第一人”的称号。

时至今日，一条网络信息中，这位马姓医生仍被冠以“世界级换脸大师”。张晓文质疑，当初是因为相信这位医生的能力才选择手术，这还算“换脸大师”吗？

张晓文拿到的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判定书是，医院存在术前准备不充分、手术风险告知不足等医疗过错行为等，需向张晓文赔偿医疗费、残疾赔偿金及精神损失费等共32万余元。

她并不认可这一判决，“医生和医院应负全责，需要赔偿后续的面部修复费用”。她提起上诉。

上海市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卢意光，曾代理过一些医疗美容纠纷案件，他对《财经》记者分析，诉讼过程中，需要证明医疗过程和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但在医疗美容这个领域，到底如何来鉴定证明还存在困难。目前大多数鉴定机构都是医疗鉴定机构，主要鉴定人身损害，难以判断整形后是否好看，“大量的情况是没有出现严重后果的，这样的话，赔偿会很少”。

在一些医疗整形机构中，医美咨询师会为客户介绍整形项目，只说好处不谈风险。大量投放的广告中，也往往夸大其词。

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注射中心主任陈光宇告诉《财经》记者，有些咨询师没有任何医学知识背景，只是为了增加医美项目的销售量，把整形手术描述成一种低风险的行为，会误导受众。

艾瑞咨询发布的《2019中国医美行业趋势研究报告》称，有些医美机构的获客营销成本，可占到其总投入的30%-50%。

刘雯已经戴了三个月的口罩。非必要时间，没人能看到口罩下面脸的样子。摘下口罩后，她的嘴巴上方露出一道细长疤痕，那是三个月前她在河北保定一家医院做完“人中缩短术”后留下的痕迹。

她对这道疤痕也是预期不足。当她还在犹豫是否要做手术时，曾在网上搜到该医院，并点进了一个询问需求的对话框，后约了到医院内咨询。“接待我的医生说这种手术没有风险，也不会有疤痕，还拿出以前做过的案例照片给我看。”刘雯对《财经》记者回忆称。

可术后三个月，刘雯还是只能每天戴着口罩。“如果早知道疤痕很难消失，我可能不会那么快决定做手术。”她说。

姬小轩选择注射肉毒毒素，也是对宣传中所提到的“注射后可复原”动心。在网上多次搜索相关信息后，这家民营医疗美容医院的客服保持着几天一条的频率，给她发信息，偶尔也会打电话。内容大多是，医院正在进行的优惠活动，打针前后的对比图片以及视频等。她咨询了多次，得到的答复均为“注射没有风险”。

于是，姬小轩注射了第一针。四个月后，再次进行了咬肌注射，期望能够继续瘦脸。一年多后，脸颊凹陷变形，让她彻底失去了信心，“我曾经咨询过其他医生，有些医生说不知道药品来源是否有问题，也无法准确判断原因”。

姬小轩在这家医疗美容医院注射了两针肉毒毒素。当她回忆自己注射的过程时，想起没有看到医生拆封药品，配药的过程也不清楚。当时等在诊室，医生直接拿着配好的药品进来了。

2006年，肉毒毒素已被中国列入毒麻药品。这意味着，从产品审批、销售流通到注射使用，肉毒毒素均受到严格管制。肉毒毒素实际上是一种神经外毒素，曾被称为“世界上最毒的毒素”。为了提示它的风险，2016年，原食药监局曾专门发文警示注射肉毒素的风险：不当使用可能会引起肌肉松弛麻痹，严重时可能会引发呼吸衰竭、心力衰竭等。

目前，中国仅批准了两种肉毒毒素上市。一种为国产产品“衡力”，由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生产。另一种为进口产品“保妥适”。这些药品需由指定经销商售卖。然而，在电商、社交平台上，很容易搜索到私人售卖的信息，这其中还包括从其他国家走私而来的肉毒毒素。

陈光宇告诉《财经》记者，在医院，一针“保妥适”的成本价都要1500元，有些机构的价格却不到千元。这样的产品来源和质量大概率会存在问题。

期待奇迹

五年中，张晓文的颧骨持续不断地弹响。这种关节运动时发出的声音，像《小飞侠》中那个把闹钟吞入肚子的鳄鱼，滴答滴答的响声时刻尾随。不管何时休息，张晓文都左侧卧睡，绝不压到右边颧骨。现在，这种早几年还需要特别注意的行为已经成了下意识的动作，变成了一种生活习惯。

新培养的习惯还有很多。由于面部关节仍然脆弱，张晓文不敢张大嘴去啃食物，或者吃硬的东西。她好多年没有吃过苹果，已经忘了它的味道，这曾是她最爱吃的水果，现在取而代之的是葡萄，“又小又软，吃起来不费劲”，张晓文告诉《财经》记者。

持续不断的修复仍在计划中。张晓文的下一步是继续去韩国，尝试将骨头修复回原来的样子。当然，她心里知道，回归到从前的样子是不可能的，“我永远都不能像小时候一样，想说就说，想笑就笑”。

北京中西医结合医院医学整形美容科主任胡守舵告诉《财经》记者，修复手术相比于初次手术会更难。比如盖一栋楼，如果已经有一栋楼了，把它改成正常的状态，还要考虑很多其他的因素，地基是否相互影响，哪些地方深哪些浅，哪些左哪些右，会更复杂。

对于姬小轩来说，一年来，她尝试用各种方式，渴望恢复成原来的模样。听到一位医生说，肉毒毒素怕高温，可以多做一些热敷，加快药物在身体里的代谢。

半个多月的时间，她每天跑到桑拿房里，从上午待到傍晚，拼命让自己出汗，发现效果并不理想，身体也变得虚弱，才作罢。

一年多的时间耗在这场变美“浩劫”中，家人劝姬小轩放下。她会反问，“如果整个脸都变形了，都垮掉了，皮肤松弛，瞬间老了几十岁，你能放下吗？”在她看来，没经历的人无法“感同身受”。

姬小轩曾想起诉医生，在咨询多位律师后，她放弃了这个想法。“只是‘变丑’了，难以获得达到医疗损伤程度鉴定的证据，诉讼的成功性不大。”姬小轩说。

卢意光也曾碰到整形不满意的人，因为心理压力大，逐渐发展为心理或者精神问题，“形象上的问题可能会对心理产生更大的影响。诉讼的话，耗时耗力，赔偿数额小，也很难达到预期。一般情况下，大多数人会选择私下和解”。

李柔再次去北京一家三甲医院咨询，医生告诉她，可以切除这块皮肤，作为交换，会留下长长的疤痕。“没法再跳舞了，我都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李柔嫌弃地看向腿上那块深紫色的疤痕，淡淡地说。

这之前，李柔并不知道手术可能会有这样的风险。她听到的是，手术的安全性很高，不会出什么问题。她也咨询过律师，了解到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也许会耽误后续的修复，只得暂时作罢。

可近一个月以来，李柔双腿的疼痛加剧，连走路都变得困难。她从医生处得知，两条腿里积满了吸脂手术中未排出的肿胀液。李柔不得不面对下一场手术，修复吸脂造成的伤害。

这样的日子不知何时能够结束。她在社交平台写道：如果等待可以换来奇迹，那么我愿意一直等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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